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减排指标出台之后，受到社会高度评价。这一指标是如何制订的？技术可行性如何？ 

        从数据上看，中国作出的减排承诺相当于同期减排量的约四分之一。能源机构经济学家比罗尔说：“到2020年，需要削减38亿吨排放，而中国就将削减10亿吨。”

        这一减排指标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尽管中国过去几年节能减排积极有效，在“十一五”期间能耗降低了20%，但也意味着进一步减排的空间变小，成本将显著上升。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有两种方式

         如GDP年增速持续8%以上，完成减排指标有把握

         目前，世界各国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总量控制，例如根据《京都议定书》的承诺，欧盟到2012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1990年降低5%，近哥本哈根会议上，欧盟提出到2020年排放量比1990年降低20%的中期目标。

        另一种就是碳强度控制。所谓碳强度是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式类似于能耗强度，但与能耗强度有根本不同。由于温室气体排放不仅仅是由能源消耗造成的，还与工业过程等许多因素密切相关，所以能耗指标与碳强度指标之间不具有确定的折算关系。

        碳强度指标是由GDP总量与温室气体排放量两个变量共同决定的。在经济发展较快时，由于分母GDP在增加，因此碳强度的降低相对更容易；而在经济增长为零时，碳强度控制等同于总量控制。中国的碳强度指标是在假设GDP年增速8%-9%计算而来。由于经济增长潜力较大，如果经济不出现大滑坡，能够保持8%以上的年经济增速，那么中国要完成碳强度减排指标还是有把握的。 

        发展新能源探索碳交易 

        以低成本，实现碳强度降低的目标

        碳强度实际上综合了经济发展、节能降耗、技术创新等多个因素。对于各国来说，应对气候变化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在成本效率优的情况下实现减排目标。如果假设GDP增速为8%，那么到2020年中国的GDP将为2005年的3倍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完成碳强度降低的一个关键在于分母，即在经济增量上做文章。 

        在不明显影响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如何以低的成本，的实现碳强度降低的目标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积极、理性的发展新能源产业。新能源产业属于低排放、高投资行业，在所有的经济增量中，是符合碳强度要求的部分，可以带来*。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提出201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应达到10%。目前来看，到明年实现这一目标困难不大。中国可再生能源市场潜力巨大，风能、水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利用前景十分广阔，光伏发电、太阳能、风电等在近10年的年增长速度都在20％以上。

         中国争取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

         建筑、交通等领域重点节能降耗。相对于新能源技术，节能减排是成本低的手段。我国在建筑、交通等领域节能降耗的潜力非常大。到2020年全国房屋建筑面积将达到2000年的2倍。但据统计，不仅已有的400多亿平方米建筑中的99％为高耗能建筑，新建建筑中95％以上仍属于高耗能建筑，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为发达国家新建建筑的3倍以上。中国必须继续提高建筑能耗标准，开展建筑能耗认证工作，推动节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另一方面，在交通领域，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倡导小排量车型，鼓励混合动力车，电动车等新能源汽车的应用。

        探索碳交易等中国特色的绿色金融机制。发展低碳经济，降低碳排放强度终要依靠技术创新和应用。但低碳技术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做的一项研究，不同行业的低碳技术有60种以上。如何促进这些多样性的技术创新，让企业愿意采用这些技术，离不开金融机制的设计。碳交易市场是目前社会在积极探索的低碳经济金融工具之一。碳交易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但由于中国没有承担总量减排义务，因此并不能直接采用国外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思路，必须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积极开展碳减排标准的设计，积极参与等碳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