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灾防患”，各级地方行片长官职责所在，他们为保一方平安，也曾大力推行“火政”。像汉代成都太守廉范，唐代岭南节度使杜预、永州司马柳宗元，宋代的户县知县亮，明代徽州知府何歆等，因大力推行“火政”，造福人民，“民感之”，史家为他们立传，人民为他们建祠立碑，有的古迹至今犹存。清朝的封疆大臣林则徐，每到一地，发生火灾，必到场参加扑救，更为人们称颂。在宋朝，管理公众事务的消防治理，的成就在于诞生了一支由国家建立的城市消防队。这种城市消防队，无论组织形式及其本质，与今天的城市消防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支国家消防队创建于北宋开封，完善于南宋临安，到淳佑十二年（1252年）临安已有消防队20隅，7队，总计5100人，有望火楼10座。中国古代的消防，作为社会治安的一个方面，没有独立分离出来设置专门的机构。从汉代管理机构的“二千石曹尚书”和京城的“执金吾”开始，均“主水火盗贼”，或“司非常水炎”、“擒讨猾”。消防机构同治安机构始终在一起，也就是水火盗贼不分家。这种始终一体的治安消防体制直到社会分工已相当细化的今天，尽管我国的消防治理已有相当独立的管理范围，但就国家体制而言，消防治理同维护社会治安的各项工作仍由部门统一管理，这是中国的一种历史传统。西汉长安“每街一亭”，设有16个街亭；东汉洛阳城内二十四街，共有24个街亭。这种需内的街亭，又称都亭。唐代京师长安，没有亭，却建有“武候铺”的治安消防组织，分布各个城市和坊里。这种“武候铺”，大城门100人，大坊30人；小城门20人，小坊5人。受左右金吾下属左右翊府。在全城形成一个治安消防网络系统。北宋开封“每坊三百步有军巡铺一所，铺兵五人”，显然是唐代“武候铺”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元代的正史中未见有“军巡铺”的记载，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却有与军巡铺完体相同的“遮荫哨所”。而明朝内外则设有“红铺”112外，每铺官军10人。这些虽然各异，但它们都是城市基层的治安消防机构，相当于今天的或警亭。
